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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年6月至1944年8月，经过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隐秘生活后，德籍犹太少女安妮·弗兰克一家人因遭人出卖，最终被纳粹发现并送往集中营。在这家人中，只有她的父亲奥托·弗兰克幸存下来。可怜的安妮则于1945年，在贝尔根-贝尔森集中营死于斑疹伤寒，年仅十五岁，生命戛然而止。
展开剩余89%战后，安妮父亲昔日的一位老朋友偶然找到了安妮所写的日记，那是用活页纸写成、零散散落一地的手稿。这个珍贵的发现被交还给了奥托·弗兰克。回忆起初次翻阅女儿日记的心情，奥托曾动情地说：“那是一次揭开真相的经历。书中展现的安妮，是一个我未曾真正了解的孩子，她的思想深度和内心世界令我震惊。”后来，奥托决定将这本日记整理出版，正式命名为《安妮日记》。
安妮·弗兰克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，是奥托·弗兰克和妻子艾迪斯的次女，家中还有姐姐玛格特。父亲奥托是一名企业家，家庭经济条件优渥。安妮在4岁之前，一家人一直居住在德国的法兰克福，后来由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，他们决定移居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。奥托在当地担任一家生产果酱的奥佩克塔公司的总经理，确保家庭生活相当宽裕。
在那个时期，安妮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像个被宠爱的公主。迁居阿姆斯特丹后，安妮曾在蒙特梭利幼儿园学习了一两年，6岁时进入小学。小学毕业后，她进入了姐姐玛格特所在的犹太中学继续学业。
1938年，随着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加剧，安妮的两个舅舅逃亡北美，避开了战火。与此同时，安妮的外婆也搬到了荷兰，与他们团聚。
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生日，父母送给她一本漂亮的日记本。安妮觉得这是她收到过的“最美妙的礼物”，将它视为最贴心的朋友，并给它起名“凯蒂”。除了这本日记本，她还收到了父母送上的一束玫瑰、几枝芍药和一盆不知名的植物，还有衬衫、拼图、棋盘、葡萄汁、润肤霜、糖果和草莓馅饼等礼物。后来她还陆续收到了胸针和小说等。
这一天，安妮十分高兴。除了父母准备的丰富礼物外，她的几位好友也在课间为她唱起了生日歌。她还带着亲手烘焙的曲奇，邀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。
拿到日记本后，安妮便开始认真写作。对她来说，写日记是一项全新的体验。那年夏天，安妮常和姐姐玛格特一起打乒乓球，运动后还会去“德尔菲”或“绿洲”两家允许犹太人光顾的冰淇淋店享受冰激凌。她们曾天真地幻想，如果遇到慷慨的男士或爱慕者，恐怕一星期都吃不完冰淇淋呢。
不久后，安妮的感情世界也有了初萌芽。她开始和16岁的男孩赫罗交往。日记中，安妮详细记录了与赫罗初次见面的情形。1942年6月24日，安妮正走在上学的路上，赫罗从背后叫住她，羞涩地陪她一起走上学路。安妮在日记中描述，赫罗自从认识她后，才发现自己过去只是喜欢别人外表，而她则像一剂精神振奋的良药，令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感情。
1942年7月3日，安妮在犹太剧场参加了升学典礼，准备进入姐姐玛格特就读的中学。不同于其他家长的高标准严要求，安妮的父母更在意的是她的健康与快乐，只要她不经常顶撞家长就已经满足了。
生活似乎一切安稳幸福，但这份宁静很快被噩耗打破。1942年7月5日，当地纳粹党卫队发出传唤令，针对的是安妮的姐姐玛格特。那一天，恐惧与无助席卷安妮的心头，她的脑海中不断浮现集中营的恐怖景象。
奥托·弗兰克坚决不允许女儿被抓，于是开始秘密筹划藏匿。安妮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玛格特只有16岁，是他们最想要的目标。但我们绝不会让她被带走。爸爸说全家都必须藏起来。但到底躲到哪里？城市里？乡村？房子还是村舍？何时行动？怎么行动？这些问题我都不敢问，却无法停止思考。”
当天晚上，安妮开始收拾必需品，日记本“凯蒂”是她最先拿起的物品，因为它满载她的回忆和情感，对她来说极其珍贵。
傍晚7点，奥托精心制造了慌乱逃离的假象：餐桌上未吃完的早餐，凌乱的床铺，以及厨房里遗留的一磅肉。安妮与家中的小猫道别后，匆匆前往藏匿密室。
因犹太人被禁止携带大行李，安妮和姐姐背着塞满书本的书包，父母各自拎着鼓鼓的购物袋。他们不敢乘坐公共电车，只能步行在倾盆大雨中，身上贴着黄色“Juden”星标，使得无人敢搭载他们。
这时，安妮才得知父亲的逃亡计划。借助父亲朋友的帮助，他们搬入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街263号的一座办公楼阁楼中的密室，这就是后来的“安妮之家”，如今成为了纪念她的博物馆。由于家人提前十天进入，密室里依然凌乱不堪，堆满了他们打包的各种物品。到达后，家人忙着打扫整理，父母尤其疲惫，几乎累瘫。
7月7日，家人继续整理，父亲的朋友外出采购急需物资，安妮则负责擦拭厨房地板，大家忙碌了一整天。
对安妮来说，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这几天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我的世界彻底改变了。但幸运的是我还活着，凯蒂，爸爸说活着是最重要的。虽然活着，但我不能告诉你我藏在哪，也不能告诉你生活的细节。”
为了防止外人窥视，奥托开始收集各种布料缝制窗帘，遮挡所有可能被看到的地方。刚入密室时，安妮常感到恐惧，害怕邻居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担心被外人发现，便央求父亲带她上楼。
此后不久，密室又来了三位新成员——范戴恩夫妇和他们16岁的儿子彼得。1942年7月，随着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抓捕，范戴恩一家提前进入密室。初来时，范戴恩夹着折叠茶几，太太则把便壶塞进帽盒，儿子彼得被安妮描述为“木讷呆滞”。
密室入口被巧妙隐藏，一座大书柜挡住门口，书柜底部装有旋转轴，能像门一样打开。两家人开始了暗无天日的隐居生活。
密室生活充满矛盾。彼得能借阅克雷曼先生的书籍，但唯独禁止看一本关于女性的书。某次彼得擅自偷看该书，被父亲范戴恩严厉惩罚，遭一巴掌打下楼，并被关禁闭。彼得倔强地拒绝吃晚饭，还吹口哨发牢骚：“我绝不下楼！”范戴恩怒吼：“我受够了！”父亲奥托担心冲突升级，爬上阁楼安慰彼得，但彼得仍然反抗。
范戴恩太太甚至在饭后不洗碗，锅里的食物腐烂，姐姐玛格特不得不自己清洗，而范戴恩太太还讽刺地说：“可怜的玛格特，小心别累坏了。”
密室生活的艰难不仅如此。洗澡成为一大难题，楼下办公室才有热水，7个人轮流使用。大家根据遮羞需求选定不同的洗浴地点：彼得在厨房玻璃门内洗澡，并要求别人半小时内不要经过；父亲范戴恩则上楼洗澡，一遍遍端热水；奥托在私人办公室洗澡，母亲艾迪斯则在厨房火炉后面；安妮和玛格特每周六下午拉上窗帘，在暗中洗澡。
1942年10月，安妮发现范戴恩太太竟对奥托·弗兰克父亲调情，时而摸脸，时而拉裙摆，令安妮极为愤怒，幸好奥托未被影响。
不久后，密室又迎来一名牙医杜瑟尔，他的加入使原本拥挤的空间更加狭窄。
密室外危机四伏，室内则如同暗无天日的牢笼。为防突袭，安妮的卧室天花板安装了灯具，听到枪声即可拉绳点亮警示。
密室中的安妮时常能听到外面传来的噩耗：许多犹太人被押上运送牲畜的卡车，送往德伦特集中营。那里条件极其恶劣，囚犯饮水稀少，共用厕所，生活惨不忍睹。许多女性和儿童被剃发，逃跑几乎不可能。
因此，尽管藏匿密室两年，众人始终惧怕被捕。遗憾的是，1944年8月4日早晨，纳粹党卫队突袭王子运河街263号，逮捕了藏匿者及其保护人克莱勒和库菲尔斯，掠夺了所有财物。
1944年9月11日，未经审判，密室成员被押往阿姆斯特丹的集中营，随后转运至北部中继站威斯特波克，三天后再被运往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。
密室的8名成员中赢盈配资，范戴恩先生被送入奥斯维辛的毒气实验室，惨遭毒死。其妻于1945年4月9日转移至另一集中营，最终不幸遇难，具体日期不详。儿子彼得被迫参与从奥斯维辛到茅特豪森的“死亡行军”，于1945年5月5日去世，距集中营获释仅三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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